我和女处长

电影文本中布置了大量看似无意义的空镜头，红白两色的布景设置，红象征立场上的前卫激进，我和女处长同时也是人内心的焦灼，我和女处长不仅是用情节和配乐，更是使用了数量丰富的隐喻镜头，比如荒野一梦，来暗暗指射人作为主体性存在而内心深存分裂和焦虑的潜意识。赵书信的机器人替身在枯燥的科层制和机械的官僚体制下成为了一个傲慢自大，目空一切，喜好假大空的独立人格，愈来愈与主体人格不同，我和女处长最终走向了两个极端。这并不是一个有关科技发展和科技异化的想象性“寓言”，而是一个有关僵硬体制如何戕害人性的现实故事。就像是那份有关削减文山会海的文件看似是否定了这个人格存在的意义，因而被机器人藏了起来，实际上那只是一纸空头，像机器人永远不能理解人类社会的复杂一样，科层制的虚伪也不是它所能理解的，它藏匿文件的行为在这里成了反讽性的“黑色笑话”。